驶向南京像坠入一场梦。记忆里，我和弦弦去南京的次数很多，肯定要多过去上海。但我记不清江元离南京有多远。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我怕晕车，所以一上车就闭上眼睛尝试入睡，总是迷迷糊糊间就到了，仿佛抵达南京依赖的不是车辆的奔驰，而是睡眠与梦境。 我们正穿行在湖底，经由一条隧道，从江元赶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头顶看不见的湖面或许正如三天前的峡水湖一般波光粼粼。黄老师的车下降到隧道里的那一刻，我感到我们正潜入一面平静的镜子。
黄老师带着四个男生，此外还有四个女生在周老师车上，岳隐和姐姐都在。我坐前排，因为最高也最占地方。后排是米乐和阎希，以及戏剧节上扮演小王子的同学。今天在停车场见到时，我和米乐就远远地喊他“小王子”。阎希本想告诉我他的名字，他却说喜欢被我们这么称呼，索性不说了。他是个不太爱说话但很博学的人。我们和阎希聊峡水湖游乐场和之前的球赛，他就安安静静地听。当我们谈到阎希上场比赛的助攻帽子戏法时，小王子告诉我们，“帽子戏法”一词源于《爱丽丝梦游仙境》，之后成为了板球术语，最后才指足球赛中单场打入三球的壮举。
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可以拿走比赛用球作为纪念，阎希你拿了吗？他问。阎希摇了摇头，说自己是三个助攻而不是三个进球，而且市长杯的比赛用球是学校提供的，体育老师大概不会允许他拿走学校的公共财产。平时比赛不行，但决赛呢？小王子继续说。决赛不是在江元奥体中心吗，球肯定也是主办方提供，说不定会作为纪念品赠送给戴帽的球员。决赛也太遥远了，我们才刚刚打进八强呢，阎希说，何况小组赛单场打入三球都是难得一见的，能在决赛舞台上上演帽子戏法的人恐怕是天神下凡、球王附体吧。我们笑了，空旷的停车场上，我们的脸被吹得红扑扑的。没多久，一辆车的前灯闪了闪，黄老师到了。要是在平时，我们仍会毫无顾忌地说笑，然后和黄老师一同聊这些话题。但我们今天都严肃了不少。老师走到跟前，都很礼貌地问好，接着乖乖地钻进车里去了。
星期二，按理说吃过午饭我们就该回去午休，养精蓄锐等待下午上课。但我们四个都请了假，学校选中我们去南京参加和平集会。今天是12月13日。南京离江元一定很近，近到我们这些小孩从小就知道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不知学校为什么挑选了我们，但我想每个人都非常愿意参加这次活动。昨晚米乐在宿舍告诉我他被选中时，我们俩都有些诧异，但又深知此行的严肃与重要。或许是学校是想让外地来的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本省的历史；也可能是黄老师的推荐，因为国庆作业里他写过参观纪念馆的感受，那篇作文成为了范文。而曾给米乐做过导游的我兴许也因此沾了点光。[1]
黄老师，我外公外婆都是南京人呢。阎希说。他们肯定希望我去的。
嗯。手握方向盘的老师点了点头。这很好。
车连续不断地行驶在悠长的隧道里。湖水一定在我们的头上流动，像漫长久远的历史。我听不见声音。车内的沉静使我们困乏了。一点多，平日里午睡的时刻。隧道里迷蒙的灯光与影子翻动着，在耷拉的眼皮前。我们似乎成了躲藏于光影中的匆匆过客，正在通过绵延不断的时间，驶向记忆的深处。我闻到了一股苦味，或许是汽油和胆汁的混合，小时候晕车时的味道。但我在打瞌睡，睡眠是安全的，它使我躲开眩晕与不适，像沉入湖底，那一片没有波澜也没有悸动的黑暗中。
大地是苦难的。我的脑子里跳出了这句话。从梦中醒来，听黄老师的一声“到了”，打开车门，走进十二月的料峭寒风。大地是苦难的，正如北方是悲哀的，昨天国旗下的讲话是14班同学的诗朗诵，我还记得“北方是悲哀的”是一首长诗的开篇。再次看到那倾斜的雕像与厚重的云下肃穆的纪念馆，我浑身冰冷，失去温度的同时感到灰色在凝结，不由得往米乐身边靠了靠。其实大家都在缩短彼此间的距离，没有人说话。我们像四个低年级的小学生，互相挨着，仿佛是群在寒风里依偎取暖的小兔子，寸步不离地跟着黄老师往纪念馆的报告厅施施而行。
灯光是明亮的，暖气也开得很足。在报告厅的后排，我们找到了属于一中的座位。一一落座后，老师没说什么，我们也一言不发，似乎只是通过互相看看眼睛确定彼此存在。大大的报告厅里除了走动时的脚步与羽绒服的摩挲声外再无其他响动，这种沉默和寂静如青绿的藤蔓在无形之处攀爬生长。要是有点绿色就好了，就像几天前我重见光明时闪烁在眼前的绿色，它是珍贵的，在寒冷与干枯的时间里。我看到阎希把胳膊搭在了座椅的扶手上，小王子的胳膊又自然而懒散地叠在了他的上面。我们都在等待。
“老师，学学为什么没来呢？”米乐忽而开了口，大家也都望向黄老师。他没有马上回答，思考般地低了低头。
“老师，我是说，我们上次替空难的遇难者默哀，学学手上缠过黑纱。我觉得他特别善良，应该也很想来参加今天的和平集会吧。”米乐接着说。黄老师依旧没有回答，伸出手来拍了拍米乐毛茸茸的小脑袋，善意地笑了笑。
学学呀，真是个怪怪的人。总做出一些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事，有时却也会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要不是穆铮告诉了我们，我决不会猜到他是黄老师的孩子。即便他们俩都给人一种不受拘束的轻松感，但老师毕竟是老师。学学好像永远精神饱满，有无限的激情和斗志，却总说什么“该死”，一副对很多事都无所谓的表情。我不是讨厌他，就只是针对他的口头禅：我实在不喜欢动不动把“死”挂在嘴边。
死是不可以随随便便提的，在过年的桌边我被长辈们教育过。或许是它本身太沉重了。一个人的死是悲剧，而几十万人的死更是民族的苦难与伤痛。但是……学学是个不尊重生命的人吗？不是，决不是。我们都看到了那天举向天空的手指和飘飞的黑纱。相信在今天的大课间，集体起立的默哀中，学学和我们一样，低着头，在短暂的时间里思考过自己与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的苦难的联系。
会不会是这样？一个人越注意一件事，就越会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是不是也有点这样？其实，我就很在意弦弦呀。他还在的时候我就很在意，他不在以后我更加在意，越来越在意。可他还在的日子里，我对他一直不怎么好吧，老是故意气他欺负他，也许我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他的在意？真蠢。我应该对他更好一点。
但学学为什么这么在意死不死的事情呢？他明明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过得很好……
也许只是我离他的生活太远了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我们谁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可日本人为什么要屠杀？他们是怎么屠杀的？多年以前，作为首都的南京在地狱般的日子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被杀害的同胞叫什么名字？是怎么生活的？有太多事情是我们这些小孩不了解的了。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要来到这里，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看着走上讲台的人，听着他们穿透历史烟尘的话语吧。我们不能遗忘这段历史，就像我们不能遗忘自己的记忆。要是我忘记了弦弦，我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哥哥。同样，要是我们忘记了过去，只把它当成漫长时间里一个可有可无的小石子，看到了就踢开，那也是没有良心的。那都是生命，人的生命。它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们能真正接触并复原历史吗？我听到正在发表演讲的人谈到了一位学者，她就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写出了书，成果卓著，很了不起。
可是她自杀了。大家现在在怀念她、纪念她，但她不在这个世界上了。[2]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问黄老师。也许他能解答我。在我看来他懂很多东西。可是我沉默着，他也沉默着，所有人都在沉默。这是礼貌。我明白，不能在别人说话时插嘴或窃窃私语，但我真的好想知道。
是不是她真正接触到了那段历史，看到了那种黑暗、暴虐、残忍，那种人无法承受的罪恶？就像一个围着炉火的人，只能把手放在火边烤烤，不能真正把手伸进火里，不然手就要被烧焦。或是一个往湖泊深处慢慢走的勘探员，走得越来越深，就越来越了解湖泊的水质，但最终会被冰冷的湖水吞没？我不清楚。
有四位老人走上了台。颤颤巍巍，远远望去，他们的面容好像老去的树木。工作人员帮他们搬来了椅子，但他们没有立即坐下，而是不约而同地对满场的人行了一个军礼。他们的手在颤抖，胳膊勉强地抬起，像一段干枯的树枝，礼敬得也不是那么笔直标准，但他们非常努力了，沉重的岁月一定在他们的身体里注入了铅，但仍未使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一定是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军人。[3]
我下意识地望了望身边的人，我的三位伙伴，还有黄老师，大家都像是个小孩，准备慢慢地、专注地听年迈的老人讲述过去。日本军队的装备很精良，有飞机、坦克和舰炮，无休无止地轰炸，阵地上一片火海。老人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挖战壕，躲在里面，等敌人靠近了肉搏。晚上睡在战壕里，没人敢合眼，没人能合眼。
我那年高二。另一位老人说。他说出自己学校的名字，我们全无反应，那所从未听说过的学校与我们似乎毫不相干。黄老师却调过头轻轻告诉我们，那是我们学校的前身。我们不由得面面相觑。这位台上这位话音沙哑、面如木刻的老人是我们的校友，或者说是我们的前辈。我们与他竟有着那么一点点微弱的关系，穿越了七十多年时光仍没有断裂的关系。在暗无天日的轰炸中，我们的学校曾被夷为平地，只剩两根孤零零的柱子，矗立在漫天的硝烟与战火中。
想来也是神奇，我们今天的校园何其之大。尤其是市郊的新校区，它大到我们总抱怨它太偏僻荒凉，空荡荡的。它是那么齐整好看，教学楼实验楼体育场应有尽有，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它曾经只剩下两根柱子。
不只是我们学校，在战争中被摧残的校园远不止我们一所。“敌能毁之，吾能复之。”老人谈到一位校长说过的话。我们生于南京的前辈不久便投笔从戎，加入军校，接着是去保卫长沙。一个连里有50多位同学，打了一仗，牺牲了37个。[4]
“我们一个班也才40个人出头呀。”阎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念叨着。他的伙伴揉了揉他的肩膀。没错，我们一个班有40多人。要是有一天需要我们去打仗，去保卫国家，一场仗下来，是不是一样会只剩下几个人？我偷偷望了米乐一眼，发现他也在看着我。于是我将胳膊递过去，他用力抓了抓我的小臂，有一点疼，给我的脑子灌进了一股真实感。我们都是活着的，在这个明亮的大厅里。
要是真的只剩下几个人，我能活下来吗？米乐能活下来吗？不知道。我运气不会那么好吧。简直像40几个人闭着眼睛抽奖，我抽不到那几张彩票的。可是抽不到，我就会死。而讲述故事的这位老人，他是自己决定离开校园奔赴沙场的，也是自己决定置身于牺牲远多于幸存的战斗的。他活下来了，但更多的同学在七十年前就永远地离开了。
或许握着枪站到战场上那一刻，人就是英雄了吧。战争远不是我们在电影或者游戏里看到得那么简单，它给我们带来的威慑太远太弱了，远到我们似乎忘了它的残酷。然而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有多少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在我这个年龄已经碰过枪了呢？我不晓得。这不是一个应该摸枪或者应该考虑牺牲的年龄，但有时是没办法的。有那么一瞬，我想象到了七十年前的我，想象到了我死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巷里，或者一片烧焦的土壤上。也许七十年前就有一个像我一样的男孩子是这么死的吧。我不清楚，只想对米乐说，你再用力揪我一下吧，好告诉我，我活在现在，活在不需要突然就死去的时代。
可还是有人突然就死去了呀。
“对不起……”访谈似乎结束了，四位老人齐齐站起来，向在场的所有人鞠了一躬，“我们没有守住南京。”我木然地望着他们说完了这句话，像一根被风吹过的苇草，既不知道是要鼓掌还是要说点什么。我不明白。茫然间，用手掌捂住自己的嘴，下拉着自己的脸皮。我没看四周的伙伴，不知道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从小时候起，我就是个容易被传染情绪的人。要是有人掉眼泪了，我也会跟着掉的。
“没必要道歉呀。”阎希的伙伴轻轻说，只有我们身边的几个人能听见，“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是英雄。”他这话让我更难受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谁的错呢？我想着这个问题，在下沉的暮色中和大家一同走出纪念馆。上过战场的老人们认为自己要为这座城市里发生的悲剧负责，但就算我们是再不懂事的小孩，也清楚他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为什么还要道歉？或许这也是自己的决定吧，依然为过去的事遗憾与愧疚，即便过了七十年，这种心情也无法完全消解。大概有的创伤是伴随人一辈子的，就像残酷的大屠杀是任何一个人无法遗忘的历史。在这种黑暗的过去面前，若无其事地劝慰一句“走出来吧”、“你不要想太多”是多么苍白无力，无力得像在秋天踩过一片片枯黄干瘪的落叶，不会有人觉得那些落叶曾具有生命。
人始终走在自己的记忆和更大的历史里，只要他还有良心，还记得事情，又怎么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看见呢？或许我们的前辈离开校园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就是因为看到了很多很多东西，决定做出一些改变吧。我们的国家很大，能打很久的仗，即便满目疮痍却依然活着，不愿投降也不愿死去。就像我们的校园，它只剩两根柱子，但依然活着，依然会在焦土中屹立不倒。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能改变吧。可要是死了呢？死了，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黑魆魆的雕塑斜着指向天空，仿佛在寒风中悬浮。我们贴得更紧了，米乐把他的脑袋靠在了我的外衣上。在过于冷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彼此间的温暖。我相信我们是活着的，还要一直活下去。
[1]每年的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30多万同胞。
南京保卫战，又称南京战役，是中**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作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指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学术界认为开始于12月5日）沦陷后，在主要元凶朝香宫鸠彦王、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南京大屠杀期间，《纽约时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15万余人，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
[2]张纯如（Iris Chang，1968-2004），美国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祖籍江苏淮安。张纯如是出生在新泽西的第二代美国华裔。她擅用新颖独特的手法描述华人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揭示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和美国华人史的重要史料，代表作《钱学森传》、《华人在美国》等。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描写了日军在南京强奸、虐待、杀害大批中国平民的详情，被纽约时报列为推荐读物，被书评称为年度最佳书籍之一。该书出版以后，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研讨会也因此在美国哈佛及斯坦福等大学举行，美国新闻媒介都大幅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比认为它是“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张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面对的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南京大屠杀是一部酷刑百科全书，这些她都要具体面对，还要叙述出来。书成后，她又得面对******的报复和骚扰。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也与她的抑郁症有一定联系。
[3]关于四位老人的原型，可见《现代快报》 2013年12月13日的报道《对不起，当年我们没守住南京》。
[4]引自罗家伦。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墅村，生于江西进贤。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唯一的印刷传单《BJ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后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黄老师带着四个男生，此外还有四个女生在周老师车上，岳隐和姐姐都在。我坐前排，因为最高也最占地方。后排是米乐和阎希，以及戏剧节上扮演小王子的同学。今天在停车场见到时，我和米乐就远远地喊他“小王子”。阎希本想告诉我他的名字，他却说喜欢被我们这么称呼，索性不说了。他是个不太爱说话但很博学的人。我们和阎希聊峡水湖游乐场和之前的球赛，他就安安静静地听。当我们谈到阎希上场比赛的助攻帽子戏法时，小王子告诉我们，“帽子戏法”一词源于《爱丽丝梦游仙境》，之后成为了板球术语，最后才指足球赛中单场打入三球的壮举。
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可以拿走比赛用球作为纪念，阎希你拿了吗？他问。阎希摇了摇头，说自己是三个助攻而不是三个进球，而且市长杯的比赛用球是学校提供的，体育老师大概不会允许他拿走学校的公共财产。平时比赛不行，但决赛呢？小王子继续说。决赛不是在江元奥体中心吗，球肯定也是主办方提供，说不定会作为纪念品赠送给戴帽的球员。决赛也太遥远了，我们才刚刚打进八强呢，阎希说，何况小组赛单场打入三球都是难得一见的，能在决赛舞台上上演帽子戏法的人恐怕是天神下凡、球王附体吧。我们笑了，空旷的停车场上，我们的脸被吹得红扑扑的。没多久，一辆车的前灯闪了闪，黄老师到了。要是在平时，我们仍会毫无顾忌地说笑，然后和黄老师一同聊这些话题。但我们今天都严肃了不少。老师走到跟前，都很礼貌地问好，接着乖乖地钻进车里去了。
星期二，按理说吃过午饭我们就该回去午休，养精蓄锐等待下午上课。但我们四个都请了假，学校选中我们去南京参加和平集会。今天是12月13日。南京离江元一定很近，近到我们这些小孩从小就知道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不知学校为什么挑选了我们，但我想每个人都非常愿意参加这次活动。昨晚米乐在宿舍告诉我他被选中时，我们俩都有些诧异，但又深知此行的严肃与重要。或许是学校是想让外地来的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本省的历史；也可能是黄老师的推荐，因为国庆作业里他写过参观纪念馆的感受，那篇作文成为了范文。而曾给米乐做过导游的我兴许也因此沾了点光。[1]
黄老师，我外公外婆都是南京人呢。阎希说。他们肯定希望我去的。
嗯。手握方向盘的老师点了点头。这很好。
车连续不断地行驶在悠长的隧道里。湖水一定在我们的头上流动，像漫长久远的历史。我听不见声音。车内的沉静使我们困乏了。一点多，平日里午睡的时刻。隧道里迷蒙的灯光与影子翻动着，在耷拉的眼皮前。我们似乎成了躲藏于光影中的匆匆过客，正在通过绵延不断的时间，驶向记忆的深处。我闻到了一股苦味，或许是汽油和胆汁的混合，小时候晕车时的味道。但我在打瞌睡，睡眠是安全的，它使我躲开眩晕与不适，像沉入湖底，那一片没有波澜也没有悸动的黑暗中。
大地是苦难的。我的脑子里跳出了这句话。从梦中醒来，听黄老师的一声“到了”，打开车门，走进十二月的料峭寒风。大地是苦难的，正如北方是悲哀的，昨天国旗下的讲话是14班同学的诗朗诵，我还记得“北方是悲哀的”是一首长诗的开篇。再次看到那倾斜的雕像与厚重的云下肃穆的纪念馆，我浑身冰冷，失去温度的同时感到灰色在凝结，不由得往米乐身边靠了靠。其实大家都在缩短彼此间的距离，没有人说话。我们像四个低年级的小学生，互相挨着，仿佛是群在寒风里依偎取暖的小兔子，寸步不离地跟着黄老师往纪念馆的报告厅施施而行。
灯光是明亮的，暖气也开得很足。在报告厅的后排，我们找到了属于一中的座位。一一落座后，老师没说什么，我们也一言不发，似乎只是通过互相看看眼睛确定彼此存在。大大的报告厅里除了走动时的脚步与羽绒服的摩挲声外再无其他响动，这种沉默和寂静如青绿的藤蔓在无形之处攀爬生长。要是有点绿色就好了，就像几天前我重见光明时闪烁在眼前的绿色，它是珍贵的，在寒冷与干枯的时间里。我看到阎希把胳膊搭在了座椅的扶手上，小王子的胳膊又自然而懒散地叠在了他的上面。我们都在等待。
“老师，学学为什么没来呢？”米乐忽而开了口，大家也都望向黄老师。他没有马上回答，思考般地低了低头。
“老师，我是说，我们上次替空难的遇难者默哀，学学手上缠过黑纱。我觉得他特别善良，应该也很想来参加今天的和平集会吧。”米乐接着说。黄老师依旧没有回答，伸出手来拍了拍米乐毛茸茸的小脑袋，善意地笑了笑。
学学呀，真是个怪怪的人。总做出一些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事，有时却也会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要不是穆铮告诉了我们，我决不会猜到他是黄老师的孩子。即便他们俩都给人一种不受拘束的轻松感，但老师毕竟是老师。学学好像永远精神饱满，有无限的激情和斗志，却总说什么“该死”，一副对很多事都无所谓的表情。我不是讨厌他，就只是针对他的口头禅：我实在不喜欢动不动把“死”挂在嘴边。
死是不可以随随便便提的，在过年的桌边我被长辈们教育过。或许是它本身太沉重了。一个人的死是悲剧，而几十万人的死更是民族的苦难与伤痛。但是……学学是个不尊重生命的人吗？不是，决不是。我们都看到了那天举向天空的手指和飘飞的黑纱。相信在今天的大课间，集体起立的默哀中，学学和我们一样，低着头，在短暂的时间里思考过自己与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的苦难的联系。
会不会是这样？一个人越注意一件事，就越会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是不是也有点这样？其实，我就很在意弦弦呀。他还在的时候我就很在意，他不在以后我更加在意，越来越在意。可他还在的日子里，我对他一直不怎么好吧，老是故意气他欺负他，也许我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他的在意？真蠢。我应该对他更好一点。
但学学为什么这么在意死不死的事情呢？他明明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过得很好……
也许只是我离他的生活太远了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我们谁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可日本人为什么要屠杀？他们是怎么屠杀的？多年以前，作为首都的南京在地狱般的日子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被杀害的同胞叫什么名字？是怎么生活的？有太多事情是我们这些小孩不了解的了。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要来到这里，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看着走上讲台的人，听着他们穿透历史烟尘的话语吧。我们不能遗忘这段历史，就像我们不能遗忘自己的记忆。要是我忘记了弦弦，我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哥哥。同样，要是我们忘记了过去，只把它当成漫长时间里一个可有可无的小石子，看到了就踢开，那也是没有良心的。那都是生命，人的生命。它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们能真正接触并复原历史吗？我听到正在发表演讲的人谈到了一位学者，她就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写出了书，成果卓著，很了不起。
可是她自杀了。大家现在在怀念她、纪念她，但她不在这个世界上了。[2]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问黄老师。也许他能解答我。在我看来他懂很多东西。可是我沉默着，他也沉默着，所有人都在沉默。这是礼貌。我明白，不能在别人说话时插嘴或窃窃私语，但我真的好想知道。
是不是她真正接触到了那段历史，看到了那种黑暗、暴虐、残忍，那种人无法承受的罪恶？就像一个围着炉火的人，只能把手放在火边烤烤，不能真正把手伸进火里，不然手就要被烧焦。或是一个往湖泊深处慢慢走的勘探员，走得越来越深，就越来越了解湖泊的水质，但最终会被冰冷的湖水吞没？我不清楚。
有四位老人走上了台。颤颤巍巍，远远望去，他们的面容好像老去的树木。工作人员帮他们搬来了椅子，但他们没有立即坐下，而是不约而同地对满场的人行了一个军礼。他们的手在颤抖，胳膊勉强地抬起，像一段干枯的树枝，礼敬得也不是那么笔直标准，但他们非常努力了，沉重的岁月一定在他们的身体里注入了铅，但仍未使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一定是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军人。[3]
我下意识地望了望身边的人，我的三位伙伴，还有黄老师，大家都像是个小孩，准备慢慢地、专注地听年迈的老人讲述过去。日本军队的装备很精良，有飞机、坦克和舰炮，无休无止地轰炸，阵地上一片火海。老人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挖战壕，躲在里面，等敌人靠近了肉搏。晚上睡在战壕里，没人敢合眼，没人能合眼。
我那年高二。另一位老人说。他说出自己学校的名字，我们全无反应，那所从未听说过的学校与我们似乎毫不相干。黄老师却调过头轻轻告诉我们，那是我们学校的前身。我们不由得面面相觑。这位台上这位话音沙哑、面如木刻的老人是我们的校友，或者说是我们的前辈。我们与他竟有着那么一点点微弱的关系，穿越了七十多年时光仍没有断裂的关系。在暗无天日的轰炸中，我们的学校曾被夷为平地，只剩两根孤零零的柱子，矗立在漫天的硝烟与战火中。
想来也是神奇，我们今天的校园何其之大。尤其是市郊的新校区，它大到我们总抱怨它太偏僻荒凉，空荡荡的。它是那么齐整好看，教学楼实验楼体育场应有尽有，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它曾经只剩下两根柱子。
不只是我们学校，在战争中被摧残的校园远不止我们一所。“敌能毁之，吾能复之。”老人谈到一位校长说过的话。我们生于南京的前辈不久便投笔从戎，加入军校，接着是去保卫长沙。一个连里有50多位同学，打了一仗，牺牲了37个。[4]
“我们一个班也才40个人出头呀。”阎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念叨着。他的伙伴揉了揉他的肩膀。没错，我们一个班有40多人。要是有一天需要我们去打仗，去保卫国家，一场仗下来，是不是一样会只剩下几个人？我偷偷望了米乐一眼，发现他也在看着我。于是我将胳膊递过去，他用力抓了抓我的小臂，有一点疼，给我的脑子灌进了一股真实感。我们都是活着的，在这个明亮的大厅里。
要是真的只剩下几个人，我能活下来吗？米乐能活下来吗？不知道。我运气不会那么好吧。简直像40几个人闭着眼睛抽奖，我抽不到那几张彩票的。可是抽不到，我就会死。而讲述故事的这位老人，他是自己决定离开校园奔赴沙场的，也是自己决定置身于牺牲远多于幸存的战斗的。他活下来了，但更多的同学在七十年前就永远地离开了。
或许握着枪站到战场上那一刻，人就是英雄了吧。战争远不是我们在电影或者游戏里看到得那么简单，它给我们带来的威慑太远太弱了，远到我们似乎忘了它的残酷。然而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有多少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在我这个年龄已经碰过枪了呢？我不晓得。这不是一个应该摸枪或者应该考虑牺牲的年龄，但有时是没办法的。有那么一瞬，我想象到了七十年前的我，想象到了我死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巷里，或者一片烧焦的土壤上。也许七十年前就有一个像我一样的男孩子是这么死的吧。我不清楚，只想对米乐说，你再用力揪我一下吧，好告诉我，我活在现在，活在不需要突然就死去的时代。
可还是有人突然就死去了呀。
“对不起……”访谈似乎结束了，四位老人齐齐站起来，向在场的所有人鞠了一躬，“我们没有守住南京。”我木然地望着他们说完了这句话，像一根被风吹过的苇草，既不知道是要鼓掌还是要说点什么。我不明白。茫然间，用手掌捂住自己的嘴，下拉着自己的脸皮。我没看四周的伙伴，不知道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从小时候起，我就是个容易被传染情绪的人。要是有人掉眼泪了，我也会跟着掉的。
“没必要道歉呀。”阎希的伙伴轻轻说，只有我们身边的几个人能听见，“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是英雄。”他这话让我更难受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谁的错呢？我想着这个问题，在下沉的暮色中和大家一同走出纪念馆。上过战场的老人们认为自己要为这座城市里发生的悲剧负责，但就算我们是再不懂事的小孩，也清楚他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为什么还要道歉？或许这也是自己的决定吧，依然为过去的事遗憾与愧疚，即便过了七十年，这种心情也无法完全消解。大概有的创伤是伴随人一辈子的，就像残酷的大屠杀是任何一个人无法遗忘的历史。在这种黑暗的过去面前，若无其事地劝慰一句“走出来吧”、“你不要想太多”是多么苍白无力，无力得像在秋天踩过一片片枯黄干瘪的落叶，不会有人觉得那些落叶曾具有生命。
人始终走在自己的记忆和更大的历史里，只要他还有良心，还记得事情，又怎么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看见呢？或许我们的前辈离开校园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就是因为看到了很多很多东西，决定做出一些改变吧。我们的国家很大，能打很久的仗，即便满目疮痍却依然活着，不愿投降也不愿死去。就像我们的校园，它只剩两根柱子，但依然活着，依然会在焦土中屹立不倒。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能改变吧。可要是死了呢？死了，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黑魆魆的雕塑斜着指向天空，仿佛在寒风中悬浮。我们贴得更紧了，米乐把他的脑袋靠在了我的外衣上。在过于冷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彼此间的温暖。我相信我们是活着的，还要一直活下去。
[1]每年的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30多万同胞。
南京保卫战，又称南京战役，是中**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作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指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学术界认为开始于12月5日）沦陷后，在主要元凶朝香宫鸠彦王、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南京大屠杀期间，《纽约时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15万余人，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
[2]张纯如（Iris Chang，1968-2004），美国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祖籍江苏淮安。张纯如是出生在新泽西的第二代美国华裔。她擅用新颖独特的手法描述华人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揭示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和美国华人史的重要史料，代表作《钱学森传》、《华人在美国》等。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描写了日军在南京强奸、虐待、杀害大批中国平民的详情，被纽约时报列为推荐读物，被书评称为年度最佳书籍之一。该书出版以后，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研讨会也因此在美国哈佛及斯坦福等大学举行，美国新闻媒介都大幅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比认为它是“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张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面对的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南京大屠杀是一部酷刑百科全书，这些她都要具体面对，还要叙述出来。书成后，她又得面对******的报复和骚扰。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也与她的抑郁症有一定联系。
[3]关于四位老人的原型，可见《现代快报》 2013年12月13日的报道《对不起，当年我们没守住南京》。
[4]引自罗家伦。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墅村，生于江西进贤。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唯一的印刷传单《BJ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后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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