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崇宁四年二月十四，巳时初二刻，现代时上午九点二十分。岳飞对鉴察和牵制制度和功能曾经有过深入思考。
那个曾经的时间当然要回溯到他穿越之前的学生时期，那时他在老妈的指导下研究宋史。
因为研究需要，他就对古今中外的鉴察牵制制度都作了调查和归类。并颇有心得。
通过那些活动，让他对这个领域理解甚深，他觉得吧,如果世界范围有排名，他拿第一小意思。
故此，他就有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跟大家一样的就不用提了，与众不同的就有好几点。
第一，这个鉴察和牵制制度根据不同的朝代，不同性质的权力结构,是可有可无的。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没有呢？就宋朝来说,就没有必要。
这主要是最高的皇帝层面来说，他就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存在，没有人能监督和牵制他。
即使有人劝谏甚至死谏。最后是否采纳也是皇帝自己说了算。
也就是说，哪都是表面文章，没有实质内容。
皇上觉得他需要听取民意了，他就采纳下面来的意见。
而这些意见的采纳，很可能是他授意、大臣操作的结果。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随时都可能变脸，别说根本不听别人的意见，而且以欺君犯上的罪名杀你的头。
碰上倔脾气的皇上和倔脾气的大臣顶牛的情况，情况就很惨烈：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的刀快？
在这种皇上有绝对权力可以对所有人生杀予夺的情况下，那种鉴察和牵制是没有用的。
只是摆个样子却没有实质的效用，却需要花费真金白银，是比较愚蠢的行为。
所以，在宋代，看似复杂完善的鉴察和牵制制度，白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却没有效用。
这不仅仅是对皇帝没用,从设计上就不是针对皇上那个层面，而且也因为存在巨大的楼洞，使得其余底层系统，也名存实亡。
这也是宋代朝廷和大臣许多努力都是自相矛盾，形成对设计的功能自我阉割的一个重要方面。
比如宋代设置了监察御史，这个职衔属于差派。
就是皇上根据需要临时派人去干，完事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首先这就是一个程序上的先天缺陷。
这个监察御史不是按照设计对付一类人某些事，而是根据皇上的旨意去调查某人干的某事。
可知某人某事都是皇帝临时起意，派人去处理的时候，皇上已经心中有数，如何处理那个人。
被派遣的人，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做事，而不能违背皇帝的旨意。
由此可知，哪怕那个监察御史公正廉明如同包黑子，他做的事情完全正确，也没有客观性。
因为客观性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他追求的目标是皇帝的满意。
而皇帝不是客观标准，只是他自己的偏好，尤其宋代昏君辈出的时候。
因为宋代把皇帝集权做到了极致，所有执政目的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昏君的恶劣作用以及产生的恶劣效果特别明显,比如靖康之耻、杀害忠良。
宋代因为自我阉割导致的积贫积弱在几个重要方面非常致命，其中之一就是军事领导。
制度化的文官统领武将和军队只有宋代才存在，直到灭亡也没有根本改变，实在是笨到家了。
这实在是陈桥兵变带来的恶有恶报之一，因为赵匡胤拥兵自重谋国夺权，就直盯了祖训，不贵武将掌兵。
这个防范措施在北宋前期作到了极致，不但文官掌兵，而且将兵分离，也就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将兵互不相识，打仗之前才派将去领导那些陌生的兵马。
知道熙宁变法神宗皇帝亲政以后，才由王安石提出的变法之一置将法有所改变，但是只是在中层将领方面将兵不再分割，但是在大军统帅层面一如如故，就是文官领兵、兵将分离、临时差派。
因为宋代的兵员基数的庞大，武官和文官系统一样，充斥冗官，即使极端浪费也还是留有相对强大的力量，用来对付农民造反和弱小的反抗，还是能够胜任的。
可是一旦面临强敌理儒辽兵、金兵、西夏兵，就难以抵敌了。
其实，从兵力数量、技术装备、经济支持来说，宋朝都比他们强大多了。
宋代能够苟延残喘几百年，说实话，全都依赖于周遭的敌人不是太强大，他们也没有灭掉宋朝的心愿。
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崛起于部落酋长，宋代的一个繁华城市比他们整个领地的财富还多。
一旦他们下决心要灭国，南宋偏安小朝廷就在劫难逃了。
这种积贫积弱的恶果，主要归因于宋代愚蠢的自我阉割国策，归因于宋代那些篡夺他人王位建立宋朝的赵匡胤赵普等一群目光短浅的君臣群体。
开国皇帝和臣宰以降，在政治视野方面一鳖不如一鳖，那些只会在别人解释过的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腐儒不思进取，他们穷其一生，基本上就是抱残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
外敌侵扰的危机，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更是令那些没有融会贯通理解天理的当政者不知所措，这些送回起来，就给那些奸臣提供了肥腴的土壤，使得他们可以在昏君的纵容下为所欲为。
这种形态，同时也为昏君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让他们得不到好的指引和管束，故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凭一己私欲，挥霍民脂民膏，甚至将积聚的财富拱手送给敌人，更甚者杀死民族脊梁抗敌英雄。
这个时候，宋代的那些所谓文学大家鸿儒泰斗却在那里赏花吟诗，不是执迷不悟，就是意志消沉，独善其身，岂不是在雕虫小技上抖机灵，在国家生死存亡上愚不可及？
他们的所有功效，不过譬如南唐后主，亡国之君连惨渡人生都不可得，空留几句亡国之音，猪狗般死去。
因为窃夺别人国柄的赵匡胤心中将别人都当作假想敌，因为所有文人都甘当附庸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立场，故此设立了君权至上，君权之下不求效率，只求安全第一，互相扯皮，从最高的庙堂开始，一直到下面的地方政权，都是内斗不止，成了党派都争的场所，正人君子没有立足之地，奸佞削人横行官场。
军政之外，最惨烈的战场发生在那些官员聚集之所，以至于形成了党派之争，从此以后，一切都是为了党派利益，党派利益成了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即使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金科玉律就成了第二等因素。
因为第一因素变成你首先必须是我的同党成员，你才有机会成为臣子，否则你就是奸佞。
然后，他们才去全力以赴地争取皇上的支持，让本届天子成为他们那一党的天子，那一朝的臣子，全部是他们的同党成员。
由此可知，一旦党派之争主导了朝政，不管是皇上，还是大臣，就用党派利益取代了宋朝国家利益。
这也就是说，党派利益的出现和如此重要，关键原因是违背天理。
没有党派之争之前，尽管许多时候宋代也不符合天道，但是他们还是往天道上努力的。自从党派斗争泛滥以后，天理的方向就被放弃，目标方向变成了党派利益。
至于党派目标是不是符合天理，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或然性的目标，比如蔡京和秦桧一类，他们只会打压异己，实现自己的私欲目标，天理他们想都不想，也没有功夫想。
那些奸佞不甘心受死，还伺机反扑，镇压他们就够我忙，天理？存不存在都不确定，而且即使有也离我们大老远，管他们干嘛？
还有，即使我有功夫，也要继续深挖那些潜在的奸佞，把将来的危险除掉，这个也比什么天理重要多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体现了那些昏君奸臣自我阉割的行为和效果。
有宋一代，除了皇室和高冠聚集在京城，甚至一国养一城，将全国的财富集中到京城，以保证京都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到此为止，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因为鸟无头不飞。一只鸟没有头就是死鸟。
可是，那些愚蠢的昏君奸臣，却把鸟头和鸟的脖子之下对立起来。
何以见之？就是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上，将鸟头和其它鸟体分开和对立，举个例子，大臣被定罪，就会被降职和流放。
降职和流放，本质就是官职低，起码不能作高官，而是低官，而低官主要是地方官。宰相门前三品官，说明在京城高官公卿如过江之鲤，所以降职就去地方，是对地方官员的一种极大贬低和侮辱。
那意味着，你们都是低官一等，在高高在上的京官面前，你们是没有资格抬头挺胸说话作人的。
至于流放是在贬官之外的另一层惩罚，也就是一种更严重的人格侮辱。
不但侮辱了当事人就是那些被贬的官员，也羞辱了被流放之地的官员和民众。
尤其是岭南作为流放地，被视为缓期执行的死刑，就是那些被贬的京官习惯了安逸的生活，根本承受不住岭南的炎热、瘴气、饮食习惯等等，加上胸郁不舒，导致他们往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病倒死亡。
正因为有这个效果，昏君奸臣和喜欢使用这个方式惩罚他们心中的罪犯，比如岳飞被杀以后，他的家属造到了流放岭南的处置。
除了处罚官员的时候，他们大量使用贬职和流放以外，在安排新官任职、调动官员职位和管辖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认识进行，见自己亲近的人作为奖赏安排在京都和京畿，不同意见的人则派遣到边缘地区。
那待遇简直还不如那些被流放的官员。
因为按照惯例，那些被流放的官员只是被限制活动，而那些官员还要履行职责，就是要辛苦干活。
可想而知，这种形同流放的派遣是多么令人厌恶。
所有这些将京官和地方官割裂开来区别对待的做法，都人为造成了宋代官场的分裂，昏君和奸臣还在那里自以为得以，殊不知他们的倒行逆施造成了巨大的黑洞，最后将他们深深埋葬。
通过这种自我阉割，宋朝人为地制造了京都和地方的深刻分裂，使得本来应该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朝廷和地方分成两块，甚至互相对立，极大地削弱了宋朝的国力。
这种心态这种作为，导致昏君不敢走出京城，只好缩在京城被敌人捉去，当然他也得不得地方的勤王力量的救援。这不仅仅是他们没有这种力量，因为地方的实力已经被京都的昏君奸臣拿走。
而且也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心愿，平常打压他们鸡犬不如，何以期待他们危急时刻救你一命？
而且宋代操作规程凡是都是皇帝的命令，进京勤王必须有圣旨，否则就会被视为欺君造反，事没干成，先被砍头了。
所以各种因素凑在一起，昏君赵佶极为屈辱地被敌人掳走，最终死在五羊城，猪狗不如。
有宋一代的昏君奸臣，分裂了宋代的官员群体，人为地制造了这种裂痕，一直到南海陆沉，彻底泯灭。
所有这些，尤其是在官场，最需要统一认识的地方，那些昏君奸臣不但不寻求和遵行天理，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人为制造分裂，最后因为悖逆天道，所有人都国破家亡人死道消。
岳飞作为心知肚明的穿越人士，当然不能随波逐流，重走历史上岳飞的悲剧道路。
但是他也深知，宋朝的这种痼疾，不可能一朝改变，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尤其是他的目的要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从头开始，打下一个正确的基础，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就是他要从天道/天理开始。
这也是他建立宗元学坊的原因。
这也是他设立五大专业学科就是天人衢、人庸衢、物流衢、幽通衢、税赋衢的根据。
他对程颐的解释、对宗元学坊专业的设置和分支学科的设置，都体现了他的整体思考和认识。
别人会觉得零零碎碎，可是岳飞心中却有整幅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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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曾经的时间当然要回溯到他穿越之前的学生时期，那时他在老妈的指导下研究宋史。
因为研究需要，他就对古今中外的鉴察牵制制度都作了调查和归类。并颇有心得。
通过那些活动，让他对这个领域理解甚深，他觉得吧,如果世界范围有排名，他拿第一小意思。
故此，他就有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跟大家一样的就不用提了，与众不同的就有好几点。
第一，这个鉴察和牵制制度根据不同的朝代，不同性质的权力结构,是可有可无的。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没有呢？就宋朝来说,就没有必要。
这主要是最高的皇帝层面来说，他就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存在，没有人能监督和牵制他。
即使有人劝谏甚至死谏。最后是否采纳也是皇帝自己说了算。
也就是说，哪都是表面文章，没有实质内容。
皇上觉得他需要听取民意了，他就采纳下面来的意见。
而这些意见的采纳，很可能是他授意、大臣操作的结果。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随时都可能变脸，别说根本不听别人的意见，而且以欺君犯上的罪名杀你的头。
碰上倔脾气的皇上和倔脾气的大臣顶牛的情况，情况就很惨烈：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的刀快？
在这种皇上有绝对权力可以对所有人生杀予夺的情况下，那种鉴察和牵制是没有用的。
只是摆个样子却没有实质的效用，却需要花费真金白银，是比较愚蠢的行为。
所以，在宋代，看似复杂完善的鉴察和牵制制度，白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却没有效用。
这不仅仅是对皇帝没用,从设计上就不是针对皇上那个层面，而且也因为存在巨大的楼洞，使得其余底层系统，也名存实亡。
这也是宋代朝廷和大臣许多努力都是自相矛盾，形成对设计的功能自我阉割的一个重要方面。
比如宋代设置了监察御史，这个职衔属于差派。
就是皇上根据需要临时派人去干，完事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首先这就是一个程序上的先天缺陷。
这个监察御史不是按照设计对付一类人某些事，而是根据皇上的旨意去调查某人干的某事。
可知某人某事都是皇帝临时起意，派人去处理的时候，皇上已经心中有数，如何处理那个人。
被派遣的人，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做事，而不能违背皇帝的旨意。
由此可知，哪怕那个监察御史公正廉明如同包黑子，他做的事情完全正确，也没有客观性。
因为客观性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他追求的目标是皇帝的满意。
而皇帝不是客观标准，只是他自己的偏好，尤其宋代昏君辈出的时候。
因为宋代把皇帝集权做到了极致，所有执政目的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昏君的恶劣作用以及产生的恶劣效果特别明显,比如靖康之耻、杀害忠良。
宋代因为自我阉割导致的积贫积弱在几个重要方面非常致命，其中之一就是军事领导。
制度化的文官统领武将和军队只有宋代才存在，直到灭亡也没有根本改变，实在是笨到家了。
这实在是陈桥兵变带来的恶有恶报之一，因为赵匡胤拥兵自重谋国夺权，就直盯了祖训，不贵武将掌兵。
这个防范措施在北宋前期作到了极致，不但文官掌兵，而且将兵分离，也就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将兵互不相识，打仗之前才派将去领导那些陌生的兵马。
知道熙宁变法神宗皇帝亲政以后，才由王安石提出的变法之一置将法有所改变，但是只是在中层将领方面将兵不再分割，但是在大军统帅层面一如如故，就是文官领兵、兵将分离、临时差派。
因为宋代的兵员基数的庞大，武官和文官系统一样，充斥冗官，即使极端浪费也还是留有相对强大的力量，用来对付农民造反和弱小的反抗，还是能够胜任的。
可是一旦面临强敌理儒辽兵、金兵、西夏兵，就难以抵敌了。
其实，从兵力数量、技术装备、经济支持来说，宋朝都比他们强大多了。
宋代能够苟延残喘几百年，说实话，全都依赖于周遭的敌人不是太强大，他们也没有灭掉宋朝的心愿。
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崛起于部落酋长，宋代的一个繁华城市比他们整个领地的财富还多。
一旦他们下决心要灭国，南宋偏安小朝廷就在劫难逃了。
这种积贫积弱的恶果，主要归因于宋代愚蠢的自我阉割国策，归因于宋代那些篡夺他人王位建立宋朝的赵匡胤赵普等一群目光短浅的君臣群体。
开国皇帝和臣宰以降，在政治视野方面一鳖不如一鳖，那些只会在别人解释过的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腐儒不思进取，他们穷其一生，基本上就是抱残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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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态，同时也为昏君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让他们得不到好的指引和管束，故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凭一己私欲，挥霍民脂民膏，甚至将积聚的财富拱手送给敌人，更甚者杀死民族脊梁抗敌英雄。
这个时候，宋代的那些所谓文学大家鸿儒泰斗却在那里赏花吟诗，不是执迷不悟，就是意志消沉，独善其身，岂不是在雕虫小技上抖机灵，在国家生死存亡上愚不可及？
他们的所有功效，不过譬如南唐后主，亡国之君连惨渡人生都不可得，空留几句亡国之音，猪狗般死去。
因为窃夺别人国柄的赵匡胤心中将别人都当作假想敌，因为所有文人都甘当附庸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立场，故此设立了君权至上，君权之下不求效率，只求安全第一，互相扯皮，从最高的庙堂开始，一直到下面的地方政权，都是内斗不止，成了党派都争的场所，正人君子没有立足之地，奸佞削人横行官场。
军政之外，最惨烈的战场发生在那些官员聚集之所，以至于形成了党派之争，从此以后，一切都是为了党派利益，党派利益成了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即使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金科玉律就成了第二等因素。
因为第一因素变成你首先必须是我的同党成员，你才有机会成为臣子，否则你就是奸佞。
然后，他们才去全力以赴地争取皇上的支持，让本届天子成为他们那一党的天子，那一朝的臣子，全部是他们的同党成员。
由此可知，一旦党派之争主导了朝政，不管是皇上，还是大臣，就用党派利益取代了宋朝国家利益。
这也就是说，党派利益的出现和如此重要，关键原因是违背天理。
没有党派之争之前，尽管许多时候宋代也不符合天道，但是他们还是往天道上努力的。自从党派斗争泛滥以后，天理的方向就被放弃，目标方向变成了党派利益。
至于党派目标是不是符合天理，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或然性的目标，比如蔡京和秦桧一类，他们只会打压异己，实现自己的私欲目标，天理他们想都不想，也没有功夫想。
那些奸佞不甘心受死，还伺机反扑，镇压他们就够我忙，天理？存不存在都不确定，而且即使有也离我们大老远，管他们干嘛？
还有，即使我有功夫，也要继续深挖那些潜在的奸佞，把将来的危险除掉，这个也比什么天理重要多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体现了那些昏君奸臣自我阉割的行为和效果。
有宋一代，除了皇室和高冠聚集在京城，甚至一国养一城，将全国的财富集中到京城，以保证京都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到此为止，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因为鸟无头不飞。一只鸟没有头就是死鸟。
可是，那些愚蠢的昏君奸臣，却把鸟头和鸟的脖子之下对立起来。
何以见之？就是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上，将鸟头和其它鸟体分开和对立，举个例子，大臣被定罪，就会被降职和流放。
降职和流放，本质就是官职低，起码不能作高官，而是低官，而低官主要是地方官。宰相门前三品官，说明在京城高官公卿如过江之鲤，所以降职就去地方，是对地方官员的一种极大贬低和侮辱。
那意味着，你们都是低官一等，在高高在上的京官面前，你们是没有资格抬头挺胸说话作人的。
至于流放是在贬官之外的另一层惩罚，也就是一种更严重的人格侮辱。
不但侮辱了当事人就是那些被贬的官员，也羞辱了被流放之地的官员和民众。
尤其是岭南作为流放地，被视为缓期执行的死刑，就是那些被贬的京官习惯了安逸的生活，根本承受不住岭南的炎热、瘴气、饮食习惯等等，加上胸郁不舒，导致他们往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病倒死亡。
正因为有这个效果，昏君奸臣和喜欢使用这个方式惩罚他们心中的罪犯，比如岳飞被杀以后，他的家属造到了流放岭南的处置。
除了处罚官员的时候，他们大量使用贬职和流放以外，在安排新官任职、调动官员职位和管辖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认识进行，见自己亲近的人作为奖赏安排在京都和京畿，不同意见的人则派遣到边缘地区。
那待遇简直还不如那些被流放的官员。
因为按照惯例，那些被流放的官员只是被限制活动，而那些官员还要履行职责，就是要辛苦干活。
可想而知，这种形同流放的派遣是多么令人厌恶。
所有这些将京官和地方官割裂开来区别对待的做法，都人为造成了宋代官场的分裂，昏君和奸臣还在那里自以为得以，殊不知他们的倒行逆施造成了巨大的黑洞，最后将他们深深埋葬。
通过这种自我阉割，宋朝人为地制造了京都和地方的深刻分裂，使得本来应该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朝廷和地方分成两块，甚至互相对立，极大地削弱了宋朝的国力。
这种心态这种作为，导致昏君不敢走出京城，只好缩在京城被敌人捉去，当然他也得不得地方的勤王力量的救援。这不仅仅是他们没有这种力量，因为地方的实力已经被京都的昏君奸臣拿走。
而且也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心愿，平常打压他们鸡犬不如，何以期待他们危急时刻救你一命？
而且宋代操作规程凡是都是皇帝的命令，进京勤王必须有圣旨，否则就会被视为欺君造反，事没干成，先被砍头了。
所以各种因素凑在一起，昏君赵佶极为屈辱地被敌人掳走，最终死在五羊城，猪狗不如。
有宋一代的昏君奸臣，分裂了宋代的官员群体，人为地制造了这种裂痕，一直到南海陆沉，彻底泯灭。
所有这些，尤其是在官场，最需要统一认识的地方，那些昏君奸臣不但不寻求和遵行天理，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人为制造分裂，最后因为悖逆天道，所有人都国破家亡人死道消。
岳飞作为心知肚明的穿越人士，当然不能随波逐流，重走历史上岳飞的悲剧道路。
但是他也深知，宋朝的这种痼疾，不可能一朝改变，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尤其是他的目的要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从头开始，打下一个正确的基础，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就是他要从天道/天理开始。
这也是他建立宗元学坊的原因。
这也是他设立五大专业学科就是天人衢、人庸衢、物流衢、幽通衢、税赋衢的根据。
他对程颐的解释、对宗元学坊专业的设置和分支学科的设置，都体现了他的整体思考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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