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六奇从字面上理解“洪水滔天之时”的含义，等待洪涝灾害的发生。然而也许是因为苍天悯民，未降天灾祸殃百姓。直到吴六奇不幸遇刺身亡，上天也没有为他创造机会。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吴六奇竟然死于反清人士之手。
一个天地会分舵主，广州洪顺堂的领袖吴六奇怎么会被反清人士暗杀呢？
原来，吴六奇表面上与官府往来，又不断增强实力，这让有些不明真相的反清人士误会，将其当作朝廷的爪牙。官府里不乏有精明之人，揣测得吴六奇的用心，所以就施以离间计，让吴六奇这个天地会的分舵主，死于反清人士之手。
李纯风得知吴六奇遇刺，心里既惊讶又担心。龙脉图和刘伯温秘笈从此岂不是没了下落？
谁知吴六奇谋略超群，否则也不会被陈近南看重。他知道江湖险恶，自己又与官府交集，所以易遭不测。加之他也看到陈近南因为没有安排身后之事，而导致的一些局面。因此，吴六奇在自己遇刺之前，就已经做好诸多准备。
与其他分舵一样，吴六奇手下有四位骨干成员。吴六奇将洪顺堂里放置满清龙脉图和刘伯温秘笈的地方，告知于此四人。并言自己若遭遇不测，你们四人齐心，把持洪顺堂的事务。
李纯风回忆当日吴六奇与自己理解“洪水滔天之时”的含义，不料世事多变故，如今已和他阴阳相隔。不禁几多伤感。
人在伤感多虑的时候容易触发灵感。李纯风瞬间对这句谶语“洪水滔天之时”有了悟解。根据他多年积累的命理术数经验，认为洪水泛滥只是表面意思。这里的“洪水滔天”里的“洪”，指的是姓氏，代表的是一个姓洪的人。
于是，李纯风问及洪顺堂的四位骨干兄弟，分舵里可有洪姓之人？这四位骨干成员想了想，摇头言否。
李纯风有些惘然，难道“洪水滔天”不是此寓意？
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洪水滔天之时”此句里的“洪”字，这的确代表着一个人，但是，非李纯风有生之年能够等到的人。
无奈李纯风逐渐年事已高，后带着遗憾在洪顺堂逝世。奈何得他处于康熙当政的时期，正是满清国力昌盛，社稷安康之时。这样的环境下，那个姓“洪”的志士仁人怎么会出现呢？
这个时期里，无论是天地会，还是其他反清组织，只要略有起义苗头，不多久就会被清廷剿灭镇压。
康熙勤政治国，雍正严惩贪腐，天朝安定，四海升平。可是到了乾隆执政时期，朝廷上下渐生浮华之风，乾隆六下江南，美其名曰体恤民情，实则劳财伤民。而且乾隆以自己的爷爷为榜样，东施效颦，好大喜功，自诩文治武功十全皇帝。导致国库虚亏，大臣根据其心理，阿谀奉承，让乾隆对百姓民生并不知实情。
乾隆后期，官吏大多结党私营，贪污成风，当时社会上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阶级矛盾日益严重，各地人民起义此起彼伏。
然而这一切，却没有引起乾隆的十分重视，因为天下被和珅等奸臣粉饰得太平康宁。
一日乾隆正在用膳，只见亲信大臣刘墉急忙跑来面奏，说有重要急事告之于皇上。刘墉对乾隆说：“皇上，川陕地区有白莲教蠢蠢欲动，准备作乱。”
此时乾隆注意力在用膳上面，加之年岁已高，所以没有听清楚。于是问身边站着的和珅：“刚才刘大人对朕说的什么？”
和珅素来与刘墉不合，打算故意气急刘墉。于是和珅对乾隆说：“刚才刘大人说，请皇上观赏白莲花，在京城村郊野处。您有心就准备准备。”
乾隆听后不屑地说：“为这等小事，刘大人如此着急，真是可笑。”
刘墉见此情景，气得一时无语。想要解释，却被和珅岔开：“刘大人如果没有其他事情，那就请回吧，皇上正在用膳，无需过多打扰。”
君庸臣奸如此，江山怎会不变色呢？
乾隆末期至嘉庆初年，川陕地区爆发了以张正谟，王聪儿为首的白莲教起义。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集会密谋，决定于辰年辰月辰日辰时(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在各地同时发动起义。然而，在准备武器和粮草的过程中被官府觉察。于是，湖北枝城、宜都两地的白莲教教首张正谟、聂杰人毅然提前于嘉庆元年正月初七举起义旗。邻近的长阳、长乐两县教众在林之华、覃加耀的率领下立即响应。随后，起义如一股旋风，两月之中，席卷至湖北各县。在襄阳地区，由王聪儿、姚之富等教首发动的队伍，就迅速超过万人。
起义一发生，立即震动了湖北的封疆大吏。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一面上报，一面急调3000兵马征剿荆州义众。
由于起义提前发动，各处未能及时响应，加之白莲教起义初起便暴露出起义各支队伍之间各自为战、互不联系配合的致命弱点，聂杰人在枝江的暴动仅坚持了一个月，便在清军的进攻下投降，不久被杀。见此情形，湖北的起义军首领商议之后，决定与四川的白莲教义军汇合。
与此同时，四川的白莲教起义发展势头迅猛。教首徐天德在达州起义后，迅速率队北上，直趋安康、平利、紫阳等地。其实，在湖北义军入川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四川义军已经与清军苦战了几个回合，形势正处危难之间。湖北义军的到来，可以说是四川义军重振的大好时机。
嘉庆二年底，襄阳起义军在川北、陕西进行了大幅度运动寻找战机，最后聚会于汉中以西，并准备抢渡汉水，奔袭西安，以摆脱被追击围剿的被动困境。
朝廷知晓起义军的动机，于是调动大批军队，死死缠住王聪儿、姚之富不放，终于将起义军逼入了被动不能自拔的境地。王聪儿与姚之富见攻西安已没有可能，只好率队撤往东南一路连战连败。在湖北西的三岔河，全军进入险地。
两侧高山夹峙，后有追兵数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近万义军经殊死搏杀，几乎全部战死。王聪儿和姚之富被逼攀上山崖，相继跳崖而死。这是白莲教起义后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挫折。
嘉庆三年，义军当时正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些首领便自动落入了清军劝降的圈套。四川义军主力之一的王三槐、冷天禄部，王三槐在南充知县刘清的招抚下，轻信诈言，自投罗网，后被押至京师处死。冷天禄接受教训，率部众据守县城阵地。年底，因寨中盐粮将尽，诈降突围后仍然坚持抵抗。
嘉庆五年，由于起义军主要领袖的先后阵亡；义军屡遭败绩，士气低落；粮草补给的日益艰难；兵员补充也减少；再加上清军越集越多，封锁越来越严，许多义军已没有坚持下去的信心，甚至有的人偷偷地离开了队伍。最终留在队伍里的义军，是决心与朝廷对抗到底的。
嘉庆六年，嘉庆帝见义军们无缴械的意愿，便下决心加大围困打击力度，迅速解决问题。他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于是下诏前线清军将领，务必尽快擒斩各路义军首领，并将朝廷的赏赐分别列出升官、赏银的档次。
起义军首领相继牺牲，这使得义军继续坚持反抗政府的斗争更加困难。嘉庆九年，白莲教大起义最终失败。
川鄂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让人民百姓感受到朝廷的残暴，更加坚定了天地会反抗满清统治的决心。
一个天地会分舵主，广州洪顺堂的领袖吴六奇怎么会被反清人士暗杀呢？
原来，吴六奇表面上与官府往来，又不断增强实力，这让有些不明真相的反清人士误会，将其当作朝廷的爪牙。官府里不乏有精明之人，揣测得吴六奇的用心，所以就施以离间计，让吴六奇这个天地会的分舵主，死于反清人士之手。
李纯风得知吴六奇遇刺，心里既惊讶又担心。龙脉图和刘伯温秘笈从此岂不是没了下落？
谁知吴六奇谋略超群，否则也不会被陈近南看重。他知道江湖险恶，自己又与官府交集，所以易遭不测。加之他也看到陈近南因为没有安排身后之事，而导致的一些局面。因此，吴六奇在自己遇刺之前，就已经做好诸多准备。
与其他分舵一样，吴六奇手下有四位骨干成员。吴六奇将洪顺堂里放置满清龙脉图和刘伯温秘笈的地方，告知于此四人。并言自己若遭遇不测，你们四人齐心，把持洪顺堂的事务。
李纯风回忆当日吴六奇与自己理解“洪水滔天之时”的含义，不料世事多变故，如今已和他阴阳相隔。不禁几多伤感。
人在伤感多虑的时候容易触发灵感。李纯风瞬间对这句谶语“洪水滔天之时”有了悟解。根据他多年积累的命理术数经验，认为洪水泛滥只是表面意思。这里的“洪水滔天”里的“洪”，指的是姓氏，代表的是一个姓洪的人。
于是，李纯风问及洪顺堂的四位骨干兄弟，分舵里可有洪姓之人？这四位骨干成员想了想，摇头言否。
李纯风有些惘然，难道“洪水滔天”不是此寓意？
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洪水滔天之时”此句里的“洪”字，这的确代表着一个人，但是，非李纯风有生之年能够等到的人。
无奈李纯风逐渐年事已高，后带着遗憾在洪顺堂逝世。奈何得他处于康熙当政的时期，正是满清国力昌盛，社稷安康之时。这样的环境下，那个姓“洪”的志士仁人怎么会出现呢？
这个时期里，无论是天地会，还是其他反清组织，只要略有起义苗头，不多久就会被清廷剿灭镇压。
康熙勤政治国，雍正严惩贪腐，天朝安定，四海升平。可是到了乾隆执政时期，朝廷上下渐生浮华之风，乾隆六下江南，美其名曰体恤民情，实则劳财伤民。而且乾隆以自己的爷爷为榜样，东施效颦，好大喜功，自诩文治武功十全皇帝。导致国库虚亏，大臣根据其心理，阿谀奉承，让乾隆对百姓民生并不知实情。
乾隆后期，官吏大多结党私营，贪污成风，当时社会上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阶级矛盾日益严重，各地人民起义此起彼伏。
然而这一切，却没有引起乾隆的十分重视，因为天下被和珅等奸臣粉饰得太平康宁。
一日乾隆正在用膳，只见亲信大臣刘墉急忙跑来面奏，说有重要急事告之于皇上。刘墉对乾隆说：“皇上，川陕地区有白莲教蠢蠢欲动，准备作乱。”
此时乾隆注意力在用膳上面，加之年岁已高，所以没有听清楚。于是问身边站着的和珅：“刚才刘大人对朕说的什么？”
和珅素来与刘墉不合，打算故意气急刘墉。于是和珅对乾隆说：“刚才刘大人说，请皇上观赏白莲花，在京城村郊野处。您有心就准备准备。”
乾隆听后不屑地说：“为这等小事，刘大人如此着急，真是可笑。”
刘墉见此情景，气得一时无语。想要解释，却被和珅岔开：“刘大人如果没有其他事情，那就请回吧，皇上正在用膳，无需过多打扰。”
君庸臣奸如此，江山怎会不变色呢？
乾隆末期至嘉庆初年，川陕地区爆发了以张正谟，王聪儿为首的白莲教起义。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集会密谋，决定于辰年辰月辰日辰时(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在各地同时发动起义。然而，在准备武器和粮草的过程中被官府觉察。于是，湖北枝城、宜都两地的白莲教教首张正谟、聂杰人毅然提前于嘉庆元年正月初七举起义旗。邻近的长阳、长乐两县教众在林之华、覃加耀的率领下立即响应。随后，起义如一股旋风，两月之中，席卷至湖北各县。在襄阳地区，由王聪儿、姚之富等教首发动的队伍，就迅速超过万人。
起义一发生，立即震动了湖北的封疆大吏。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一面上报，一面急调3000兵马征剿荆州义众。
由于起义提前发动，各处未能及时响应，加之白莲教起义初起便暴露出起义各支队伍之间各自为战、互不联系配合的致命弱点，聂杰人在枝江的暴动仅坚持了一个月，便在清军的进攻下投降，不久被杀。见此情形，湖北的起义军首领商议之后，决定与四川的白莲教义军汇合。
与此同时，四川的白莲教起义发展势头迅猛。教首徐天德在达州起义后，迅速率队北上，直趋安康、平利、紫阳等地。其实，在湖北义军入川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四川义军已经与清军苦战了几个回合，形势正处危难之间。湖北义军的到来，可以说是四川义军重振的大好时机。
嘉庆二年底，襄阳起义军在川北、陕西进行了大幅度运动寻找战机，最后聚会于汉中以西，并准备抢渡汉水，奔袭西安，以摆脱被追击围剿的被动困境。
朝廷知晓起义军的动机，于是调动大批军队，死死缠住王聪儿、姚之富不放，终于将起义军逼入了被动不能自拔的境地。王聪儿与姚之富见攻西安已没有可能，只好率队撤往东南一路连战连败。在湖北西的三岔河，全军进入险地。
两侧高山夹峙，后有追兵数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近万义军经殊死搏杀，几乎全部战死。王聪儿和姚之富被逼攀上山崖，相继跳崖而死。这是白莲教起义后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挫折。
嘉庆三年，义军当时正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些首领便自动落入了清军劝降的圈套。四川义军主力之一的王三槐、冷天禄部，王三槐在南充知县刘清的招抚下，轻信诈言，自投罗网，后被押至京师处死。冷天禄接受教训，率部众据守县城阵地。年底，因寨中盐粮将尽，诈降突围后仍然坚持抵抗。
嘉庆五年，由于起义军主要领袖的先后阵亡；义军屡遭败绩，士气低落；粮草补给的日益艰难；兵员补充也减少；再加上清军越集越多，封锁越来越严，许多义军已没有坚持下去的信心，甚至有的人偷偷地离开了队伍。最终留在队伍里的义军，是决心与朝廷对抗到底的。
嘉庆六年，嘉庆帝见义军们无缴械的意愿，便下决心加大围困打击力度，迅速解决问题。他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于是下诏前线清军将领，务必尽快擒斩各路义军首领，并将朝廷的赏赐分别列出升官、赏银的档次。
起义军首领相继牺牲，这使得义军继续坚持反抗政府的斗争更加困难。嘉庆九年，白莲教大起义最终失败。
川鄂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让人民百姓感受到朝廷的残暴，更加坚定了天地会反抗满清统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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