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火烧了十字坡的黑店，带着收获不小的钱银上路了。走了大约半日的时光，来到离孟州东门不远外，在官道的一旁有一处市井，非常的热闹，赵霁雲正要找一处地方歇歇脚，这里正好合适。只见这是一处柳树林子，中间有一大片的空地，周围分布在几十处客店，还有一二十处的赌坊、兑坊。南来北往，牵马拉车的客商，提刀拿棒的江湖豪客，牵猴打锣的杂技人，使枪弄棒的卖药人，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赵霁雲上前一打听，这里被人唤作快活林，离那牢城营不远。
这快活林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山东、河北两地的客商都来此地做买卖，聚集了极大的人气，这样的人气旺盛的地方，自然是做生意的不二选择，所以此间的店铺都是生意兴荣，想不发财都难。赵霁雲走了几步来到一个路口，发现有一块巨大的空地，不下百来平米，上面却是被大火烧过，一片残垣断壁，十分的凄惨，与周围的闹市格格不入，显得非常的奇怪。
赵霁雲还发现有不少人在这片废墟上收拾，就见一个管事的吩咐：“你们手脚麻利些，先将杂物清理干净，将能用的砖石材料留下来，不要想着偷懒，爷爷手里的鞭子可不是吃素的，若是不信，大可来试上一试！”指着废墟对着一众人威胁道。那些人点了点头，不敢反抗，就按照吩咐开始劳作了，让赵霁雲很是奇怪，做工也不至于任人随便欺负吧。找来了附近的商贩一问才知道，这些做工的的牢城营的囚犯，而那管事的却是牢城营管营的家人。知道了这个情况，赵霁雲看着这残垣断壁，便知道这牢城营管营也不是什么好人，在集市中间，一家酒楼就这么被烧毁了，用的手段也不够光明正大，如此巧取豪夺，赵霁雲是不屑的。
常言道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此言却是不假。手中有那么点权力，哪一个不是想尽了办法巧取豪夺的。正是应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这句大实话，身为牢城营管营，手里自然不缺免费的劳动力，加上又是一个地头蛇，官面上又有关系，谋算一家酒楼再简单不过了。就算是别人也看上了这份产业，牢城营中随时可以拉出一只百十人的囚徒队伍，谁都要掂量掂量，这些囚徒可都是亡命之徒，凶悍异常，就是猛龙过江也压不住这地头蛇。赵霁雲也不想给自己找发麻，也不再去关注这里的情况，这个酒楼先填饱肚子再说其他。
赵霁雲不是什么土鳖，见惯了后世城市的繁华景象，对于快活林的热闹景象也觉得正常，没有大开眼界的感觉。虽然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他还是很佩服这些商人的眼光的。能够选这么一个通衢之地作为集市，不得不说这些商人很有头脑。看这人流，赵霁雲初步估算了一下，每天的银钱流通至少要达到几千贯，在这样的地方能够有一家商铺的都不会是什么小商贩。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宋朝可以说是最为开放的时代，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环境的宽松，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民间百姓的市井生活。不管是与之前的王朝相比，还是与之后的王朝相较，百姓的生活都是最为幸福的一个朝代。不要说五代十国这样的战乱年代，就是与唐朝这样的盛世王朝相比，好得也不是一点半点。
贞观之治时期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宋仁宗统治时期，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对寒酸了。仁宗这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包拯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当客观。
再说税收，北宋末理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其实唐朝极盛时玄宗时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而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两者相差多少倍呢？北宋时期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统治过于宽仁，造成许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钱财、粮食等物亏欠太多，当然这是当时的弊病。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宽松造就了不少贪官污吏，但这是历朝历代都不能避免的事。再加上现在在位的是很不着调的徽宗皇帝，一味贪图享乐，又在南方征收花石纲，所以造成了后来的方腊起义，但是不得不承认得承认，相较于前代，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就拿快活林这样的一个小集市来说，它的繁华程度已经不下于后世的乡镇，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还是与统治阶级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的。宋朝以前，隋唐的都城都是划分了坊市的，其它的城镇也是如此。夜晚还要实行宵禁，这样一来虽然便于统治和管理，但是这样很不利于民间的商业发展，普通百姓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刨食，而商户的地位是非常的低的，国家的税收都来自于劳苦大众的赋税。但是自仁宗以后，宋朝的国家收入，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商税，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由农业社会开始向商业社会转变。
像快活林这样的商业集市，不是一个特例，整个大宋有千千万万个快活林这样的商业集市，就是东京城外同样聚集了相当多的商户。
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得不为它赞叹，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对此时的统治阶层极度的不满。
(本章完)
这快活林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山东、河北两地的客商都来此地做买卖，聚集了极大的人气，这样的人气旺盛的地方，自然是做生意的不二选择，所以此间的店铺都是生意兴荣，想不发财都难。赵霁雲走了几步来到一个路口，发现有一块巨大的空地，不下百来平米，上面却是被大火烧过，一片残垣断壁，十分的凄惨，与周围的闹市格格不入，显得非常的奇怪。
赵霁雲还发现有不少人在这片废墟上收拾，就见一个管事的吩咐：“你们手脚麻利些，先将杂物清理干净，将能用的砖石材料留下来，不要想着偷懒，爷爷手里的鞭子可不是吃素的，若是不信，大可来试上一试！”指着废墟对着一众人威胁道。那些人点了点头，不敢反抗，就按照吩咐开始劳作了，让赵霁雲很是奇怪，做工也不至于任人随便欺负吧。找来了附近的商贩一问才知道，这些做工的的牢城营的囚犯，而那管事的却是牢城营管营的家人。知道了这个情况，赵霁雲看着这残垣断壁，便知道这牢城营管营也不是什么好人，在集市中间，一家酒楼就这么被烧毁了，用的手段也不够光明正大，如此巧取豪夺，赵霁雲是不屑的。
常言道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此言却是不假。手中有那么点权力，哪一个不是想尽了办法巧取豪夺的。正是应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这句大实话，身为牢城营管营，手里自然不缺免费的劳动力，加上又是一个地头蛇，官面上又有关系，谋算一家酒楼再简单不过了。就算是别人也看上了这份产业，牢城营中随时可以拉出一只百十人的囚徒队伍，谁都要掂量掂量，这些囚徒可都是亡命之徒，凶悍异常，就是猛龙过江也压不住这地头蛇。赵霁雲也不想给自己找发麻，也不再去关注这里的情况，这个酒楼先填饱肚子再说其他。
赵霁雲不是什么土鳖，见惯了后世城市的繁华景象，对于快活林的热闹景象也觉得正常，没有大开眼界的感觉。虽然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他还是很佩服这些商人的眼光的。能够选这么一个通衢之地作为集市，不得不说这些商人很有头脑。看这人流，赵霁雲初步估算了一下，每天的银钱流通至少要达到几千贯，在这样的地方能够有一家商铺的都不会是什么小商贩。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宋朝可以说是最为开放的时代，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环境的宽松，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民间百姓的市井生活。不管是与之前的王朝相比，还是与之后的王朝相较，百姓的生活都是最为幸福的一个朝代。不要说五代十国这样的战乱年代，就是与唐朝这样的盛世王朝相比，好得也不是一点半点。
贞观之治时期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宋仁宗统治时期，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对寒酸了。仁宗这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包拯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当客观。
再说税收，北宋末理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其实唐朝极盛时玄宗时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而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两者相差多少倍呢？北宋时期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统治过于宽仁，造成许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钱财、粮食等物亏欠太多，当然这是当时的弊病。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宽松造就了不少贪官污吏，但这是历朝历代都不能避免的事。再加上现在在位的是很不着调的徽宗皇帝，一味贪图享乐，又在南方征收花石纲，所以造成了后来的方腊起义，但是不得不承认得承认，相较于前代，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就拿快活林这样的一个小集市来说，它的繁华程度已经不下于后世的乡镇，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还是与统治阶级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的。宋朝以前，隋唐的都城都是划分了坊市的，其它的城镇也是如此。夜晚还要实行宵禁，这样一来虽然便于统治和管理，但是这样很不利于民间的商业发展，普通百姓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刨食，而商户的地位是非常的低的，国家的税收都来自于劳苦大众的赋税。但是自仁宗以后，宋朝的国家收入，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商税，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由农业社会开始向商业社会转变。
像快活林这样的商业集市，不是一个特例，整个大宋有千千万万个快活林这样的商业集市，就是东京城外同样聚集了相当多的商户。
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得不为它赞叹，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对此时的统治阶层极度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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